欠工资的洗碗工大姐终于找到了新工作，服务员回到了重新开业的饭店，工人们又抱怨辛苦加班——的琐碎“日常”。如果你经历过城市的沉默，就会对此深感怀念。
这篇文章是关于一群“方便面侠客”的故事，准确地说，是帮助上海农民工的55名志愿者。4月中旬以后的一个月里，他们为被困在上海的建筑工人、清洁工、卡车司机、孕妇、独居老人和来上海的患者送去了很多康师傅方便面和肯德基炒饭。他们由此自称为“拉面人”。
他们大部分都是互联网行业的精英，在疫情的带动下站了起来。过去三年，以网络形式为代表的民间志愿者很好地完善了政府职能，“方便面侠客”是罕见的——，是以职业生涯积累的人脉，是用互联网的行为逻辑打通物资、配送等关键环节的民间公益团队。这段经历如此珍贵。“我相信，即使以后发生其他自然灾害和人才，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吸引一个队。”一位组织者说。
没有必要刻意掩盖这一援助背后的阶层差异。对“什么是尊严”的质疑和探索贯穿整个行动，志愿者们目睹了太多的生存智慧和倒退。如何理解处境，避免成为居高临下的救援者？在这种困境中，人们又是如何单独相处的呢？
“请农民工兄弟姐妹吃杯面”
卡车司机连接微信视频，用后置摄像头切断，拿着手机下斜坡。Susan在1300公里外的北京“指挥”进行此次访问，寻找传闻中住在桥下的民工。
视频中，桥边的杂草已经踩在小路上，脚上堆着踩过的塑料瓶和方便面碗。摄像头向右扫去，在半人高的桥洞下，苏珊看到了铺在地板上的纸盘和被子。"很多人还在睡觉。"她回想起两个月前的见闻。"原地封锁，他们也不能移动。"
几个小时前，路上被封锁的卡车司机填写了向快手求助的申请书，快手将信息转移到了Susan所在的上海民工支援小组。在检查求助者的情况时，卡车司机偶然提到双井桥下住着无处可去的工人。苏珊请司机到现场确认。
这里有8名工人在铺地。3月28日，他们来上海打工，就是这一天。上海突然宣布“封城省”，一行人无处可去，只好住在这里。大家捡起砖头石头，堆了一个简易灶台，在附近找到自来水，用锅煮着喝。
卡车司机传了话，一个年轻人就能和Susan沟通了，他们已经露宿了半个多月，食物一直延伸到肘部。Susan介绍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并提出可以救济一堆方便面。
出乎意料的是，年轻的民工弟弟拒绝了好意。听说要提供照片和签名接受书，他们即使饿了，《SASA》——也不想让亲戚朋友看到自己的尴尬。
"当时我很惊讶。Susan理解了对方的担心，此时盲目说服也不会有结果。她留下自己的电话，等待对方的联系。另外，坚持了5天的几个民工兄弟终于决定接受援助，有通行证的支援车吸引了一辆方便面。看到前方传来的露宿桥洞视频，大家都起哄了。
志愿者给民工兄弟送方便面。
“我们想帮助他们，希望他们不再受传染病影响，恢复正常生活。”一位志愿者在当天的日报上写了文章。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援助行动是围绕尊严展开的。前几天，在上海的黑姐姐找到闺蜜苏珊诉苦，上海疫情的信息不断更新朋友圈，黑姐姐的感情被推到了某个临界点，不再做任何事，她担心自己会被“巨大的无力感”打败。
十多年来，相似的学习和工作经验，以及对彼此的共鸣，建立了长期的友谊。他们是在美国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认识的，都进入了美国互联网公司。回国后，黑姐姐在上海定居，Susan和家人去了北京。每当成为“人生的选择”时，他们都会寻找对方的意见。黑姐姐流动性很强，苏珊更严谨。
她承认一件事，是一下子冲到前面的性格。"苏珊说。"不管她做什么，我一定支持她。照你做的做，我们会向前冲。" "
经过简单讨论，目标锁定在农民工群体上。黑姐姐分析说，与养老院、孤儿院等相比，农民分散在上海各地，难以获得社区资源，在上海运力最不足的时期，大型援助项目也很难覆盖他们。黑姐姐以前在快消行业工作，人脉资源丰富，她负责联系食品供应渠道。Susan资历丰富，曾是亚马逊的产品经理，负责设计支持流程，负责团队建设。
他们首先决定通过“MVP”，在创业界的语言中，“MVP”是指“最低可行性方案”。创业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创造完美的东西。“黑姐姐解释说。”不管有多少问题，都可以先跑去筹集资金。“”
通过这种思考，黑姐姐和Susan将问题分解为“需求、物资、人力”三个方向，立即招募周边闺蜜同时开始推进。
黑姐猜想民工兄弟受困时可能在快手发短视频，请朋友帮忙联系了业务负责人。快手表示“已经等你们很久了”，平台3月中旬就上线疫情求助入口，正手握“一堆需求”。Susan接棒，在对接群里拿到了第一批求助民工的电话。
规避法律风险
4月的中旬，上海阴雨连绵。Susan拨通电话时，吴队长正在检查机器有没有进水。他和16位民工已经封在工地两周了，手头还剩8个发芽的土豆、3个包心菜和3根莴笋，看起来都不太新鲜。虽然工地附近的“大食堂”还在运营，但一餐20多元的价格他们不太能接受，停工已有月余，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领到下一笔工资。
工地仅剩的一点蔬菜。
经过多年的职场训练，Susan早已习惯给陌生“客户”打电话，她深谙致其中的要点：管理预期。援助物资还没有着落，她谨慎询问对方的近况，不敢做出承诺。在问到“如果万一我们接济不成怎么办”时，她能明显感受到吴队长的失望。
压力还在黑姐这边，为了解决购买物资的钱和物流，她先想到发起团购。4月中旬，“团购”和“团长”已经成为上海网上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带着互联网人顺理成章的简化逻辑，她舍弃了昂贵的蔬菜和复杂的米面粮油，把物资解决方案简化为“100元支付1箱方便面的成本和运费，支持民工兄弟撑7天。”，然后在“快团团”上发起100元一单的团购，发朋友圈请感兴趣的朋友购买。
而后，黑姐的台湾朋友牵线到康师傅总部，了解到这是援助项目后，公司决定按出厂价给志愿者供货，并请各区经销商帮忙配送。封控管理导致物流成本大涨，在大多数市民的感受中，配送费可能是食品价格的数倍。这种情况下，康师傅的承诺让黑姐直呼“仗义”，物资和配送两大难题一举解决。
准备就绪，黑姐上线了17份团购，消息发到朋友圈，14分钟全部卖光，还不断有朋友询问什么时候再开团。数小时后，510包方便面送到了吴队长手里，这将是他们17人未来一周的口粮。
跑通MVP方案让她们松了口气，微信群被兴奋的表情包刷屏，她们决定扩大援助范围。“如果你想为上海做点什么，请民工兄弟吃碗面吧。”4月16日中午，黑姐写下这次援助的过程发到自己的公号“半山腰下午茶”，自此他们就用“半山腰”自称。她设想先把项目推出去，后续找到一个新的工地就开一个新的团购筹资，人财物都可以转起来。
很快，她就会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团购”可能是这个援助项目里风险最大的地方。
方旻是团队的三号员工，负责募款。她和黑姐是北大经济学院的同学，在朋友圈里刷到那篇文章后，她加入志愿团队。她们的本意，是从公益机构获取稳定的捐赠，并寻求业务指导，通过“万能”的北大校友群，方旻找到了北大上海校友会公益联合会的师姐。了解到她们的计划后，北大上海校友会公益联合会第一时间提供了一笔2万元的启动资金，让她们放手先去做救助工作。
这时的项目体量还很小，2万元确实是笔“巨款”，黑姐下架团购，几人专心联系求助者。几天后，师姐用公益联合会的公号推文，介绍几位学妹在做的事请，当天黑姐的微信就爆了。陌生人不断涌进来，很多人没有打招呼，直接微信转账。
“我们都没敢收，”因为师姐再三强调了法律风险，黑姐也不希望援助项目因不合规被叫停，“我们目的是救助，救人压倒一切，我们的心态就是千万别惹事”。按慈善法规定，个人是不能发起公开募捐的，她深知此时要闷头干活，也担心项目出纰漏被网暴，接连拒绝了几家媒体的采访请求。
为了让筹款合规，北大的另外一位校友与公益联合会的师姐先后都找到注册在上海浦东新区的恩派公益基金会（负责人也是北大校友），后者拥有公募资质，可替“半山腰”受捐。4月20日，也就是露宿桥洞的民工兄弟同意接收物资那天，个人募捐通道重新上线，只用几小时就收到了善款3.6万元，她们担心钱用不完，再次停下筹款。
善款都用在刀刃上
项目进入第二阶段，信息、资金和物资陆续变得丰富。
黑姐在谷歌的11名工程师同事火线救援，72小时内写出了自动汇总求助信息的一套自动化工具。快手、字节跳动、在线求助网站helpothers，以及北大同学郝楠主持的NCP生命支援，共同供应求助者信息。美国西北大学中国校友会推文后，肯德基加入援助。另一位办国际幼儿园的学姐配捐10万元用于采购肯德基食品。肯德基提供的菜肉齐全的冷冻炒饭，被作为“升级版物资”，优先送给孕妇、独居老人、来沪就医的患者以及露宿在火车站外的人手中。之后，每日优鲜开放了企业内购通道，让“半山腰”直接购买食材大礼包。在连续吃了几周应急食品后，求助者们开始收到菜肉蛋等食物。
“半山腰”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公益推文。
为了便于跨团队合作，“半山腰”和其他公益组织分享了自己的表格。黑姐遇到过求助者抱怨，已经接到几家机构的询问电话却没人能帮忙，她想把民间公益团队的拉到互联网公司的信息化水平。
志愿者也在迅速增加，Susan参照销售团队，设计了一套标准化工作流程，用行话讲，这叫“严格的SOP”。标准化意味着可操作和高效率，思考这些几乎是她的本能。
一个标准援助流程是，平台提供求助者联系方式，志愿者主动联系并基于诉求、照片等信息，判断能否提供援助和紧急程度，后续交由合作企业等完成物资配送。每位新加入的志愿者要接受两个小时培训，涵盖沟通话术、预期管理、核实技巧、案例分析，以及针对不同类型求助者的解决方案，之后签订承诺书，分入各个职能的小组。
对于这套培训模式，黑姐调侃，互联网的特点就是交付时要非常傻瓜，任何人看一下就能上手。志愿者郝舒倒是有些困扰，这个海归为主的团队习惯用英文专业名词，起初让他很不习惯，不过，这也是“唯一挑得出的毛病”。他在中国政法大学读本科，是“半山腰”上最年轻的志愿者之一。
志愿者工作流程图。
设置严格的援助流程本意是对善款和效率负责。“半山腰”援助的是民工、独居老人等最困难的群体，资源紧缺要求他们必须筛选出最紧迫、困难并且是团队力所能及的个案。但这个节骨眼上需要帮助的人很广泛，标准化方案覆盖了90%的基本需求，但还有10%的特殊案例，团队鼓励志愿者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解决问题。人手不足时，志愿者还倾向于“保基本”，等到团队里有40多人时，每个人都开始创造性解决。
志愿者给急需食物的民工兄弟姐妹送去泡面 。
最直接的影响是钱不够用了。
半山腰的物资和物流主要来自前述几家企业合作伙伴，全部都是公益报价甚至免费，援助成本可以压得很低。遇到少数特殊的求助者，志愿者就联系外卖等更昂贵的渠道特事特办。Susan检查数据发现了这个倾向，外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配送开销数倍于物资价格，物资也变得多样化，甚至有志愿者下单了电水壶。
Susan决定拆分工作流。大部分志愿者还留在“审核组”，他们是第一责任人，负责联系求助者，核实相关信息，在标准援助方案中作出选择。少数几个志愿者组建了“解决组”，他们将复核援助对象是否适格，方案是否合理，确保善款都用在刀刃上，特殊案例也转由他们跟进解决。这是一项需要热情、智慧、社会经验，有时还要有点铁石心肠的工作，团队内称呼他们为“高空钢丝艺术家”。
黑姐调侃，二审组刻意放的是像她一样的生活经验丰富的“中年大妈”。但郝舒是一个例外。
审视与拒绝
上海静默时，郝舒也在封控的学校里，当时有同学父母被困在上海的工地，大家时常交流上海的情况。看到“半山腰”的推文后，郝舒成为了审核组志愿者。
受助民工住的简陋的房间。
5.1劳动节这天，“NCP生命支援”转来了一批复杂个案，郝舒接连处理了几个群租房求助。通常是6至8名民工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社区按户发放的物资难以维持这么多人的需求。为这些求助者安排好泡面配送后，郝舒打通了下一个电话。
接电话也是一位志愿者，据说当地居委会都被拉走隔离了，小区进入了半自治状态，这位居民负责为小区寻找物资。居民说小区里有几十位孕妇住在群租房，境遇比较差，亟待帮助。“孕妇”“群租”，再加上这天是劳动节，听到这几个关键词郝舒当时就急眼了。
“孕妇住群租房这谁顶得住啊，”他在心里瞬间拔高了这个案例的优先级，“孕妇怎么能配送泡面呢，肯定要单独配送一些好吃的。”
在郝舒反复催促下，联络人把20多名孕妇拉进了微信群。按审核规定，求助者需要提供生活环境照片确认身份，但考虑到孕妇隐私，黑姐建议她们在群内名称标注上孕周数，如果是真孕妇肯定能给出这个信息。
但郝舒忽视的一些迹象引起了黑姐的注意。比如，孕妇们租的是高档小区，“群租”也是一人一个单间，黑姐深入询问后了解到，孕妇们是来上海做试管婴儿，租房也是为了便于安胎，但疫情打乱了所有计划。另一边，小区内牵头的志愿者为了帮住户谋物资，也夸大了孕妇们的困境，相比食物，她们更想有渠道去医院产检。显然，这不是“半山腰”核心援助的民工群体，她们紧急调整了对接资源的重点，协调产科医生入群答疑,请住在周边的朋友认捐了两台胎心仪，并配送了一些肯德基炒饭和每日优鲜食材礼包改善伙食。
郝舒事后一直在纠结，做审核工作应该投入多少情感。一边是有限资源下精准援助的要求，另一边则是海量的求助，每个受困者的境遇都令人同情，而每一次拒绝都意味着痛苦和折磨。“半山腰”一直鼓励志愿者相信自己的判断，实在拿不准就选择尽量给物资，“就算被人骗了，能骗我们几箱泡面的也都是可怜人，所以不用太纠结。”
有时，求助者会更渴望陪伴。方旻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个87年的妹子，她直接哭了，这天恰好是她妈妈的生日，那几个月打工收入锐减，在老家的妈妈只能自己吃方便面。电话两端的女性都“哭的不行”，她们聊了大半个晚上。妹子手头还有食物，方旻暂时拒绝了她的求助，后来，她和另一位志愿者给妹子的妈妈寄了些牛奶和肉肠。
志愿者为求助者送去方便面。
就在志愿者努力鉴别求助信息时，也有求助者主动拒绝。有人抹不开面子，也有人想把物资让给有更多更需要帮助的人，但更常见的，是不愿向附近的人求助。
“半山腰”的援助流程中，关键的一步是鼓励求助者自救，指导他们联系居委会和保供企业，这些渠道远比公益援助要稳定。这里有更隐秘的圈层鸿沟，网络在热议团长和保供，民工们大多没听说过。遇到很抗拒给居委会打电话的求助者，志愿者只好代为破冰。“大家都处在比较大的压力下，甚至可能害怕被人拒绝不敢去打这个电话。”方旻说，“但是如果第一个给他走通了，他就可以做后边的事情。”
郝舒反思，这样的困境不是在疫情中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早已形成并固化的：一直以来，城市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却更多是视他们为市场要素，享受他们创造的价值的同时，鲜有承担保障和义务。“疫情激化了矛盾，以前可能是‘尚可忍受’，而疫情封控的情景下他们就到了生死关头。”
尊严与生存智慧
对于没有经历过公益训练的志愿者而言，这是一个开始理解“复杂”的过程，黑姐坦言，有的志愿者起初不太理解这种执拗，都饿肚子了还在乎那么多干嘛？
考虑受助人的尊严、隐私和自身的求助意愿，这是“半山腰”成立第一天就确立的首条工作原则。培训新人时，Susan反复叮嘱大家不要居高临下。她会闭上眼睛，想象处在同样的境地下，“我平时是一个诚实的劳动者，但陷入困境不得不求助的时候，并不代表我就没有尊严了”。
那种想帮助别人的心态很难抗拒。有时审核志愿者感慨“太惨了”，就帮求助者申请数倍于标准的物资，二审同事只好来协商，这期间也有志愿者表示“能理解，但不能接受”，而后退出团队。
志愿者采购的救助食品。
求助不断转过来，没有太多时间给大家纠结和放松，很快，一个更复杂的求助出现了。数据先呈现了端倪，一天时间里，求助数据暴涨100多条，许多人都来自同一个地区。志愿者也报告了疑惑，求助者说着一致的话语，照片也颇为相似。
几位核心成员着手调查数据异样的原因，黑姐和工友聊天时无意中听到，对方是在微信群里看到了“半山腰”的信息。顺着线索摸过去，原来，有人把自己的求助经验发到老乡群里，而后涌来的求助中，不乏“借用”别人经历和照片的，甚至总结出一系列“物资获取套路”。
虽然团队收到过很多夸大自身困境的描述，但像这样大范围“套路”物资的行为，确实打击到了部分志愿者。当对弱势群体的想象被击破，有人开始疑问，是否要为他们提供援助？
“半山腰”决定组织一次大讨论，黑姐特意给几位创始人打招呼，都先不要表态，给普通志愿者留出充分表达观点的空间，她们在用这种方法保护年轻人对公益的热情。经过一夜的激烈辩论、说服和梳理，第二天中午大家达成共识，不能因为怕被骗而拒绝这个地区老乡们的求助，但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来统筹处理，审核与援助标准不变。换句话说：无论对方是不是在夸大其词，只要志愿者们判断对方的确存在实际的困难（尤其是年龄较大、文化较低、收入较低导致抗风险能力弱），就要给予援助。
事后郝舒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这次援助，如何设身处地理解困境，理解一种被迫的生存策略，避免成为居高临下的施救者：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不管怎样都存在权力关系。我们本来是出于对劳动者处境的共情或者某种信念加入这样的活动，但是这样的工作本身却要让劳动者又一次被我们审视，以更低的姿态祈求帮助。面对不配合、胡搅蛮缠乃至辱骂的时候，我们的共情和耐心也时常被消磨。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又应当如何自处呢？
“我后来反思……我能够那么大方自信跟你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很正义的话，说有很远大的理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坐在这不愁吃不愁穿跟你聊天，”他说，“我要是天天为生计发愁……太难了太难了。”
夕阳无限好，道路阻且长
5月12日，“半山腰”推送了最后一期工作快报，他们决定在3天后，也就是项目第一单方便面送出的“满月之日”，结束这个临时的救助项目。看着求助数字一点点降低，大家都感觉到，封控应该快结束了。
随着政策变化，一些牵挂已久的求助开始得到解决。唐静加入半山腰的第一天，收到了卡车司机贾师傅的求助，3月中旬他就被封在高速上，靠着为跑长途准备的食物勉强度日。贾师傅的位置不在任何外卖平台的配送范围，就连有通行证的志愿者也因封路过不去，唐静能做的只有定期询问情况。贾师傅淡然忍受着封控，他的声音温和、腼腆，唐静能想象出对方温文尔雅的样子。据说有一天，贾师傅从一位路过的志愿者那里拿到一箱泡面，缓解了食物危机。
到5月11日，唐静惊讶地发现贾师傅还被困在那段高速上，物资再次见底。她不能接受卡车司机一个人等着解封，幸运的是，这次美团上有了一家能配送的全家超市。她迅速下单一箱方便面，但外卖骑手距离便利店只有300米，却怎么都绕不过去，只好取消订单。
许久之后，她们等到第二位骑手接单，唐静盯着地图，在群里直播配送进度。距离贾师傅还有2公里时，骑手又卡住不动了，群里不时有志愿者发来消息催她更新消息，她想象骑手可能遇到的路障，感觉自己好紧张。这次，骑手在电话里告诉她，即使绕路一定会把外卖送到。40分钟后，骑手真的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订单结束后，一位志愿者转给唐静50元，叮嘱她打赏这位骑手，“看得我手心都出汗了”，唐静添了50元一起转账过去。“确实很感激，这肯定不是轻轻松松就能送到的。”一场横跨21天的救援终于完成了。
5月15日，半山腰的援助活动正式结束，几位创始人给志愿者们办了“毕业典礼”，还准备了纪念章。据统计，55位志愿者筹集到26万元善款，送出24540份康师傅、5562份KFC预制炒饭，和大量米面菜等生活物资，总共援助4327人次。剩余的善款转交给了恩派基金会，留作疫后心理援助等项目。
回忆起这段经历，唐静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她非常感激那些接受了帮助的人。“你至少能做一点事情了，你的无力感会减轻一点点。”
“半山腰下午茶”这个名字，曾经寄托了黑姐的人生想象：人到中年，一事无成，再登顶已经没了脚力，好在半山腰风景也不错，不如坐下来喝杯下午茶，看着夕阳西下，还能遇见些经过的朋友坐下同饮共聊，也不失为人生乐事。
公众号申请好了，她却找不到写作的意义迟迟不能下笔，直到这个四月，她们“痛痛快快地做些实事”。四处找物资的日子里，她寻求帮助的每个人，熟悉的还是陌生的，没有人疑问过她的动机。另一边，则是许多鲜活、无助的劳动者。
“突然就觉得不想要继续坐在半山腰看风景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道阻且长，还是赶紧起身赶路的好。有很多事情可做，有很多人还可以帮。”
某种程度上，正是像郝舒一样的年轻人让黑姐重燃斗志。她建议南都记者多采访团队里的年轻人——或许是北大情节的影响——她觉得这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不沉溺在幻想、直视困苦并愿意沉下心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年轻人，代表着改变社会的可能。“我相信以后遇到其他天灾人祸，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拉起一个团队，”她说，“保护他们的公益热情非常非常重要。”
5月末，上海疫情陆续消散，唐静分到一个外出采购的名额，那是封控以来她第一次走出小区，曾经熟悉的上海大变模样，各处立着蓝色钢板，街道里游荡着几只野狗，邻居为此议论纷纷，互相提醒小心。“半山腰”回访了几百位工友，他们的境遇陆续有了改善，大家能感到形势在变好。
6月1日，上海宣布“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唐静感觉生活，“啪！”，一下恢复了常态。骑手开始抱怨又要把外卖送进小区，朋友圈里，曾经援助过的保洁和洗碗工阿姨找到了工作，服务员被终于等到开张的餐厅老板招呼回去，有抱怨核酸排队和上夜班的，有感叹终于吃到一碗拌面的，还有找郝舒咨询工伤索赔的。也有人第一时间离开了这座城市。
“半山腰”公益团队成员。
（方旻、郝舒、唐静为化名。感谢Helen为采访提供的帮助。部分内容参考“半山腰下午茶”公号发布的工作快报，感谢各位作者）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
